《变形记》被认为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最高成就，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

对一部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角度，而在我心中，“孤独”是这部小说的主题。

格里高尔在变形前（或者我更想用“生前”这个词，在他变为甲虫后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，都已经死了）是一位推销员，总是坐着火车到处跑。他既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伙伴，也得不到家人的关心，更没有灵魂伴侣，知心爱人。在他生而为人的日子里，他总是孤独的。

当他在变形成为甲虫后，亲人的态度却使人感到心冷。父亲的厌恶从一开始便表现得很明显。“父亲左手拿着手杖，右手从桌子上拿了一张报纸，蹬着脚，扬着手杖和报纸将格里高尔往他的房间里赶。”一开始见到巨型甲虫出于震惊而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他接下来的态度却可以称得上“狠毒”了。“我早就料到了，我一直给你们讲，但你们母女都不听。”父亲对儿子丝毫没有感情。或许在家庭定位中，男性更多被认为是劳力输出和赚取金钱的工具，当没有可利用价值时，便沦为负担。

母亲尽管一开始也是害怕的，但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人天性中的恐惧。“为母则刚”，母亲后来接受习惯了现实，可以说她对格里高尔是同情的。“让我去见格里高尔吧，他是我不幸的孩子！我要去他那里，你们怎么不能理解我呢？”

同样作为女性和家人的妹妹，她的态度转变可以说是小说全篇中对于“现实”二字的深刻反映，也最具有代表性。妹妹和格里高尔的关系原先最好，所以一开始妹妹发自内心地关心他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工作的疲惫，尽管妹妹还是像以前一样侍候格里高尔，她已经变得很不耐烦了。甚至最后当格里高尔吓到房客时，她厌恶地说“他必须走人”。这是格里高尔在他心中从“哥哥”到“怪物”身份的变化。

我们发现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是随着他对家庭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当他是家中经济来源时，家人对其反常的翘班行为非常关心。那时候面对秘书主任，父亲尽管语气强硬但也在尽力为儿子解释，可是当他一直保持虫形没有复原希望，也无法对家庭经济起到帮助时，大家都开始疲于生计奔波，渐渐视格里高尔为“累赘”。甚至于，在他死后，一家人如释重负，纷纷请假出去郊游散心。

从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到死亡，时间虽说不明确，但也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，这一家人的态度完全不像是失去了儿子或哥哥的样子。

我们绝对不会像格里高尔一样变成惹人生厌的臭虫，这是小说创作艺术手法，但我们都有可能变成病人。

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义为荒诞派文学，其中心思想是反应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，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。具体到这个文本，人变成甲虫是荒诞的，家人的反应是真实的。

当一个人从顶梁柱变成绝症病人，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，同情。但随着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，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时，埋怨和厌烦会自然地产生，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的最大障碍时，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开心。

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孤独，痛苦，绝望吗？

现实中的人受到文化、道德、法律等其他各方面的约束，是不会轻易表现出这种异化的，卡夫卡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异化的真相，采取了“变形”这一荒诞的手法，将人物打出常规。

我们不妨进行进一步联想，格里高尔为何会变成甲虫，而不是猫猫狗狗或者是植物？如果不是变成一种令人无法接受之物，也不会吓到秘书和房客，也不足以使家人的异化暴露出来了。

但是如果变成猫狗就能接受，我不禁要问：“我们到底是通过肉体还是灵魂来认识一个人？”

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灵魂，此处举一例，东方本土故事《白蛇传》。当白娘子变回白蛇，许仙惊吓至死。身为女子和白蛇，其精神并没有变化，许仙的反应为何这样呢？《大话西游》中紫霞的灵魂被转移到猪八戒的身体中，至尊宝即使是知道的，却依然无法直视。东野圭吾的《秘密》更是将变形与伦理相结合，当去世母亲的人格转移到女儿身上时，“我”到底应该怎么面对?

是什么决定你是你，你不是你？是肉体还是灵魂?

卡夫卡是一个孤独的人，终其一生而言。或者说他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，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，容易受到伤害，常常陷入自卑，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。今天我们认为卡夫卡写出了二战后欧洲人普通的生活困境，但同时我们知道他并不是有意为之。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描写全人类的困境，其本意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的个体生命所遭遇的处境。他的写作堪称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，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，不是为了普罗大众，也不是为了阳春白雪的知识分子阶级，他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，生命是隐私的，不便与他人分享的。

一般认为他这种性格形成原因是由于他的父亲。

大约1919年的时候卡夫卡给他的父亲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信，大约3万字有余。他在这封信中谈到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，到布拉格镇演出，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，把他当作朋友，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，他本人在书信中也多次谈到自己在父亲心目中就是一只甲虫。

显然父子关系对《变形记》的创作有非常直接的影响，在书信中他想象自己是甲虫而父亲是高高在上的一只大脚，随时可能把它踩扁。这也象征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，即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再回到文本中，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后，一直没有放弃走出房间，希望再次与家人，社会建立关系。但在他人眼中，他已经不具有一个人的价值了。

小说中说到，格里高尔与家人唯一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就是当他由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时，他可以承担家里的经济负担了。“那真是美好的时刻啊”，这种时刻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至少是再也没有那种光荣感了，虽然后来格里高尔的工资已经够维持一家的生活，事实上家庭也确实是他在负担。在他变成甲虫之后，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，冷漠以及厌恶，其实是一种必然。因为家人早就视他为经济工具对此每一位家庭成员，包括他自己都觉得理所当然，没有产生过怀疑。“大家都习惯了，不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，收钱的人固然感到感激，给钱的人也很乐意，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。”

与家人的冷漠厌弃不同的是，格里高尔始终都想回到家庭生活中去，但他一次次失败的努力说明，他已经被家庭放逐。在开始时，这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流放，后来便直接不把他当作人看待。

当妹妹说：“一定得把它弄走，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”，这回格里高尔感受到这完全不是他的家了。他在家中况且无法栖身，更何况在人与人关系冷漠的社会中呢？

在工具理性膨胀和消费至上观念盛行的现代社会中，一切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被异化，而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，首先会成为这种异化的牺牲者，个人在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所感受到的孤独，焦虑，绝望，在这部小说中都有细腻而深刻的体现。

卡夫卡所构建的这么一个象征的寓意的神秘的梦魇般的世界，使现实比形而下的现实更为真实，使人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和批判更为深刻和强烈。